
侨批档案为何能够入选《世界记忆名录》,成为世界记忆遗产?这要从《世界记忆名录》的设立说起。
《世界记忆名录》起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献遗产的重视。1978 年11月28日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二十届会议通过了《关于保护可移动文化财产的建议》,这份建议认为,文化遗产应当包括文献遗产在内,比如具有特殊意义的文件档案、照片、电影胶片、录音录像带、机读记录和手稿、古版图书、古籍抄本、现代图书等。
1992年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开始实施“世界记忆项目”,希望用最佳技术手段保护具有世界、地区和国家意义的文献遗产,让这些文献遗产能够被广大公众利用,并在全世界范围内提升人们对本国文献遗产,尤其是那些具有世界意义的文献遗产的重要性的认识。
也就是说,世界记忆是文献遗产,是全人类以文献形式保存和收集的记忆。世界记忆项目所关注的就是手稿、图书馆和档案馆保存的任何介质的珍贵文件以及口述历史记录等等。
世界记忆项目的目标是以最恰当的技术加强对世界上过去、现在和未来文献遗产的保护;促进文献遗产的普遍利用;提高全世界对文献遗产重要性的认识,从而促进公众之间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相互理解。
为了实现这些目标,1995年,世界记忆项目建立了《世界记忆名录》,收录符合世界意义入选标准的文献遗产。对于档案文献遗产来说,列入《世界记忆名录》不仅会大大提高其地位,而且会得到更好的保护。
当然,世界记忆项目还鼓励建立地区和国家名录,收录具有地区和国家意义的文献遗产。
迄今为止,中国列入《世界记忆名录》的有15项,“侨批档案——海外华侨银信”就是其中之一。
20世纪70年代以后,侨批业逐渐淡出国人视野,侨批也与华侨和侨眷的生活渐行渐远。随着银行等官方汇款渠道日益完善,侨汇的途径越来越多,侨批“银信合一”的特征日渐消逝。
20世纪90年代以后,随着互联网在中国崛起,远隔重洋的亲朋好友之间的交流越来越便利,电子邮件、QQ等通信工具也让侨信渐渐成为历史。进入21世纪,移动互联网迅猛发展,微信等交流、汇款渠道日趋便利,侨批被多数人所遗忘,成为一段尘封的侨史记忆。
一张张写着汇款数额的红条封、一封封满载思念亲情的泛黄家书,除了一些集邮收藏者以及少数研究者关注,乏人问津。
所幸的是,21世纪以后,侨批及其相关档案文献、遗存的保护与开发,重新进入公众视野。这其中的标志性事件,正是“侨批档案——海外华侨银信”成功入选《世界记忆名录》。
侨批不仅记录了海外华人与家乡互动的历史,对海外华侨华人来说,更是他们珍贵的记忆。可以说,侨批承载着海内外中国人的集体记忆。
尤其是老一辈的华侨华人,他们或者亲手写过、寄过侨批,或者帮助父母寄过侨批,侨批可以帮助他们唤起曾经的岁月影像。对于他们而言,侨批曾是他们年幼、年轻时代生活的一部分,是他们生活体验、人生记忆的一部分。
正如许多华侨华人所自豪地表示的:“侨批是我家的世界遗产。”许多华侨华人家里可能都有侨批,它是海外华侨华人寻根的桥梁。
侨批能够唤起人们对恋祖爱乡、孝敬友爱、诚实守信的中华传统美德以及敢拼会赢、乐善好施、海纳百川等精神风貌的记忆。
侨批真实地记录了华侨华人对家乡故土的深厚眷恋,对父母的关怀孝顺,对兄弟朋友的团结友爱。他们寄钱养家,为家乡公益事业捐款,慷慨解囊支持辛亥革命,在抗日战争时期捐资救国、共赴国难,这些都在侨批档案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在侨批中,也有华侨华人做生意坚守信义的记载,而侨批业本身就是基于诚信建立起来的经营网络。
侨批档案还真实记录了海外华侨华人敢拼会赢的奋斗历程,展现了“敢冒风险、敢为人先”的打拼与自强的个性。在改善家庭、家族的经济状况的同时,他们还关心家乡的公共事业,建立学校,修桥补路,为改变家乡面貌贡献力量。
中华文化自古就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,华侨华人也秉承了这一点。侨批档案中包含着大量多元文化相互交融、相互影响的因素,体现着中华文化对异域文明的兼收并蓄,也体现了“海纳百川、有容乃大”的开放气度。
滨下武志是长期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、东亚经济史、东南亚华侨华人史的学者,其最早将侨批纳入亚洲金融贸易体系加以考察。他认为,侨批、侨汇的流动过程,加强了早已存在的亚洲金融贸易体系,而一些外商银行参与侨批业经营,则促进了以新加坡、香港、上海为中转站的亚洲地区金融体系的形成,并使之连接欧美金融体系。在他看来,侨批是推动亚太区域互动,推动邮政、交通、商业网络、汇兑等整合的流动资源。
可以说,从国际视角来看,侨批所带动的资金流动,与其覆盖区域的人口流动和商品流动,一同构建了一个国际金融商贸网络体系,加强了海外华人社会与中国东南侨乡之间的经济、社会关系。
今天,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,实现共赢共享。作为族群和谐共荣的历史实践,侨批当可以在唤起华侨华人历史记忆,为共赢共享而努力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。